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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二载（753），开天盛世呈现全盛局面，“是时中国盛强”（《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从盛世到乱世的转换，不过短短两年。

开天盛世不是一天就能打造，安史之乱亦非一天就能引爆，更不是所谓“红颜祸水”所致。制度调整的失误，朝臣党争的分裂，玄宗晚年的怠政，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终于将盛世霓裳羽衣曲变奏为乱世悲情长恨歌。

“文学”与“吏治”的党争

从开元初年起，由于用人标准的差异，朝中逐渐形成“文学”“吏治”两派。“文学”是指通过科举进士起家，长于文学之士；“吏治”指长于吏干、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姚崇的举荐者、“吏治”派先驱狄仁杰直言，“文士龌龊”；“文学”派领袖张说则认为，大臣应“以无文为耻”。

玄宗刚即位时，重用“吏治”派姚崇、宋璟等人，帮助自己安定皇位、整理朝政。各项政务走上正轨后，唐朝面临财政改革和大兴文治问题，玄宗摆出了“文学”“吏治”并重的用人格局。开元九年（721）二月初十，玄宗任命“吏治”派宇文融，主持清查全国田亩户口赋税的括户工作，充实国库。九月十九，玄宗任命张说为兵部尚书并拜相，后升中书令任首辅，让其改革军事体制，构建礼仪制度，推行文治。

张说、宇文融刚开始在表面上相安无事。张说曾为赴各地括户的宇文融写诗送行，对括户政策表示支持，“念兹人去本，蓬转将何依”，哀怜百姓离乡去土，无所归依；“外避征戍数，内伤亲党稀”，指出户籍不附导致朝廷无法有效组织民众服兵役徭役巩固边防。然而囿于党派之见，张说担忧宇文融“权重，融所建白，多抑之”。

宇文融主持括户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人反对，而总后台是张说。开元十三年（725），宇文融括户取得重大成功，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张说奏请封禅泰山，以彰显文治之功。十二月十二，张说成功主持封禅大典，显示出其在文采之外杰出的组织能力，但他“有才智而好贿，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于叱骂”。

第二年四月初四，宇文融联合李林甫弹劾张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玄宗将张说罢相。此后，“吏治”派又多次诬陷张说，“文学”派持续为张说喊冤。玄宗不胜其烦，于开元十五年（727）二月勒令张说退休，贬宇文融为刺史。

不久，玄宗因怀念与张说的私人感情，将其起复为没有任何实权的左丞相。玄宗亦看重宇文融的理财能力，于开元十七年（729）将其召回朝廷并拜相。宇文融有次在宫宴上作诗表示，“誓将同竭力，相与郊尘涓”，大有以宰相身份融合“文学”“吏治”两派的手笔。

但不到百天，宇文融因贪赃事发，在流放路上病逝。开元十八年（730）十二月，张说去世，被他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张九龄成为“文学”派新领袖，李林甫开始挑起“吏治”派大梁。

写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被罢相

张九龄被玄宗赞为“文场之元帅”，文学诗词极佳，尤以《望月怀远》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最为世人称道。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渊堂弟长平王李叔良曾孙，按辈分是玄宗叔叔。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张九龄拜相，并于第二年五月升任中书令执掌朝政。同一天，李林甫也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宰相班子。“文学”“吏治”之争，正是在他们手上达到顶峰。

担任首辅后，张九龄专意提拔“文学”之士的用人原则，屡屡引起玄宗不满。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玄宗意欲提拔政绩卓著的朔方（今宁夏灵武市一带）节度使牛仙客升任六部尚书。张九龄反对，认为牛仙客“目不知书”；李林甫则提出“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十一月二十三，玄宗采纳李林甫意见，虽没有升牛仙客为尚书，但封爵为陇西郡公。

张九龄因此事心生退意，写下《归燕诗》，“海燕虽微眇”，用海燕“微眇”隐寓自己出身微贱，不比李林甫天潢贵胄；“乘春亦暂来”，说自己在圣明时代暂且来朝做官，如燕子春来秋去，不会久留；“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比喻自己在相位日夜操劳；“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则是告诸李林甫等“鹰隼”，自己无心争权夺利，切莫再来中伤攻讦，但这只是张九龄一厢情愿。

李林甫党羽、户部侍郎萧炅的文字水平很差，曾当着张九龄心腹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成“伏猎”。严挺之表示朝中不能有“伏猎”侍郎容身之处，张九龄遂把萧炅贬为刺史，而李林甫托以他事诬告严挺之倚仗张九龄撑腰干预司法。玄宗大怒，在牛仙客事件仅过四天后将张九龄罢相，擢升李林甫为首辅宰相，牛仙客则任工部尚书并拜相。

在这次人事斗争中，张九龄提出“文学”标准，李林甫提出“才识”原则，各执一端，反映了当时官员尤其是“文学”派官员的素质缺陷。

张说、张九龄虽是“文学”出身，但他们久经考验，拥有突出的经世才能。张说出将入相，对政治军事都很熟悉；张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但他们提拔的文士，起草诏书还算在行，理政能力比较缺乏。此时的唐朝，政事日益繁杂，边境形势日益严峻，玄宗迫切需要加强对全局的掌控，提高财政汲取能力，应对周边民族集体崛起的挑战。“文学”派根本无力处理这些事务，这是玄宗执意提拔牛仙客、在用人上完全倒向“吏治”派的深刻原因。

被贬后，张九龄写下十二首《感遇》组诗，明面咏物，实则吐露心境。其一用“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比喻贤人君子洁身自好，进德修业只是尽人臣本分，非求富贵利达；其四用“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以孤鸿自况，以双翠鸟喻李林甫、牛仙客，“侧见”一词颇显二人气焰熏天，令人侧目。

开元二十八年（740）春，张九龄去世，“文学”派彻底失势。李林甫“条理众务，增修纲纪”，帮助玄宗继续构建集权型政治体制，同时大刀阔斧改革经济、军事、法律制度，助推开天盛世最终形成。

但“吏治”派推行改革只从一隅一处着眼，不如“文学”派善于从全局着眼，导致节度使制度等改革走过了头。而且“吏治”派一切唯玄宗旨意是从，从不敢抗拒李林甫任何指示，不如“文学”派大臣敢于直言极谏。以致玄宗全面起用“吏治”派后，改变了和宰相共商国是的集体决策方式，遇到问题就任命官员组建单独办事机构，越过宰相直接对玄宗或李林甫负责，权力完全集中到二人手中。

唐玄宗听到天空飘来四个字——“圣寿延长”

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二十一，玄宗为了立寿王李瑁为太子，不顾张九龄强烈反对，在李瑁母妃武惠妃撺掇和李林甫支持下，逼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自杀。一日杀三子后，玄宗有所清醒，听取高力士建议，为避免李林甫与东宫勾结，以立嫡以长为由排除李瑁，于第二年六月初三立三子李亨为皇太子。

在玄宗之前，睿宗、中宗都活到55岁，高宗56岁，太宗52岁，只有高祖李渊70岁。玄宗认为60岁是李唐皇室的魔咒，所以到天宝初年，56岁的他就开始安排后事，重用李亨内弟韦坚掌握财经大权；任用李亨旧部皇甫惟明、王忠嗣为西北边防节度使，执掌军权，意在给太子培养班底，准备交权。

但天宝四载（745）正月初六，玄宗在宫里祈福时，恍惚听见天空飘来四个字“圣寿延长”。这本是幻觉，可玄宗偏偏就信了，自认有神仙加持定会万寿无疆，就不再考虑交班，反而放任李林甫攻击李亨，以免李亨抢班夺权。李林甫先后制造三起大案，将韦坚、皇甫惟明、王忠嗣全部清洗。

玄宗既留恋权力不想交权，又贪图享乐倦怠朝政，遂“悉以政事委林甫”。而李林甫欺上瞒下，嫉贤妒能，大量人才尤其是“文学”之士被压制。

诗人李白在《古风（其十五）》中用“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抨击君王追求声色珠宝，听任贤才零落荒野；《梁甫吟》“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把贤才难展抱负的愤懑抒发得淋漓尽致；《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奸臣当道犹如浮云蔽日，贤良仕进无路，难望长安。

《行路难》前两首在面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世路艰难时，李白尚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倔强自信；但到了第三首，已经是完全心生退意，直言虚名无益，“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天宝朝政日趋腐败，仕路坎坷，李白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两句中，既然“人生在世不称意”，那么何妨放下一切，“明朝散发弄扁舟”。

张九龄在《感遇（其四）》中，曾用“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警告李林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林甫专权多年后，终于迎来了蓄势待发的杨国忠。元稹《连昌宫词》有言，“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杨国忠能进入玄宗视野，来自杨玉环姐妹的推荐。

前朝盘踞李林甫，后宫闯入杨玉环

对于玄宗与玉环的感情，白居易长诗《长恨歌》有深情书写。杨玉环家境普通，其父亲杨玄琰只是七品蜀州司户参军，故白居易诗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但其家族和武则天母亲杨氏出自同一杨家。因此，“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她能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嫁给玄宗与武惠妃的爱子李瑁为王妃。

开元晚年，前朝事务由李林甫包揽，无须玄宗操心；但后宫武惠妃病逝后，精神松弛的玄宗不免空虚寂寞冷，是为“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开元二十八年（739）十月左右，经由高力士牵线搭桥，杨玉环闯进玄宗生活，“一朝选在君王侧”。玄宗将玉环从儿媳变成媳妇，并册封其为贵妃，掌管后宫，“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

玄宗经常携杨贵妃赴骊山华清宫泡温泉，“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华清宫成为盛世大唐最为浪漫的缠绵之处，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但据陈寅恪考证，玄宗贵妃“临幸温汤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时节”，无“明皇与贵妃有夏日同在骊山之事实”，故“荔枝来”不一定为真。而华清宫中，最为难堪惆怅的，莫过于失去爱妻的寿王。李商隐的《龙池》言：“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玄宗和贵妃从华清池回宫后，继续花样百出的娱乐，“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有年春日，玄宗贵妃在沉香亭畔观赏牡丹花开，让当时在长安供奉翰林的李白写新诗，是为《清平调词三首》。

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玄宗曾登临三乡驿（今河南省宜阳县境内），遥望云雾缭绕的女几山，感慨人生苦短，欲与贵妃欢乐永远，遂吸收天竺乐曲《婆罗门曲》音调，谱就《霓裳羽衣曲》。刘禹锡据此作诗道：

“开元天子万事足，唯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

杨贵妃经常为玄宗跳霓裳羽衣舞，后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玄宗贵妃的爱情命运，大唐的兴衰荣辱，都与此曲此舞密切相关。李约《过华清宫》有言：“君王游乐万机轻，一曲霓裳四海兵。”

玄宗所有宠爱集于贵妃一身，后宫三千佳丽无缘承受雨露，从秀发宫娥变成白发宫人。元稹《行宫》有言：“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亦言“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杨国忠乱政，李白杜甫白居易都看到了盛世危局

杨贵妃独占宫闱，“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尤以杨国忠为甚。杨国忠本命杨钊，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外甥、杨贵妃从祖兄弟，同时是贵妃二姐虢国夫人的情人。天宝四载（745），杨国忠到长安，通过虢国夫人引线，搭上杨贵妃，被贵妃姐妹引荐给玄宗。

但杨国忠的快速升迁和杨贵妃并无太大关系，他主要因善于理财而被玄宗委以重任。杨国忠蹿升的那几年，正是玄宗在财政问题上思想压力最大的时期。杨国忠改革财税征收办法，改善漕运物流体系，国库收入增速空前。天宝八载（749）二月，玄宗在左藏库看到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堆积如山，彻底解除了开元以来不断承受的财政压力，更加信重杨国忠。天宝十一载（752），杨国忠诬陷李林甫谋反，李林甫一气之下于当年十一月病死。

玄宗对杨贵妃家族宠幸无比，每年十月赴华清宫时，“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旧唐书·杨贵妃传》）。天宝十二载（753）上巳节，杨国忠家族集体春游长安曲江，杜甫作《丽人行》嘲讽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天宝晚期，负责剑南军务的杨国忠为邀边功，与南诏失和，唐军屡屡败北，玄宗“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李白《古风（其三十四）》抨击道，“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

杨国忠抓人充军时，“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资治通鉴》卷216），杜甫《兵车行》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亦言，“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

云南战争失败造成的动荡，只是天宝晚期唐朝总体危机的局部缩影。从武德元年（618）开国，到天宝晚期，唐朝已立国近140年，李白以诗人特有的政治敏感，在《古风（其四十六）》展现出盛世中充斥衰朽的残酷画卷。

开篇“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气魄宏大，囊括唐朝从贞观之治到开天盛世的赫然国势；“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则从昔日辉煌转向今日衰朽；“当涂何翕忽，失路长弃捐”，指出当朝权贵腐朽没落，将国运断送；诗人悲愤至极，徒羡“独有扬执戟，闭关草《太玄》”，效仿扬雄闭关写《太玄》，不问世事。

世事不论诗人问与不问，依然朝着走向深渊发展，而玄宗依然沉浸在开天盛世的余晖虚幻中。天宝十三载（754）六七月间，玄宗对高力士言道，“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洞晓实情的高力士毫不客气地反驳，“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资治通鉴》卷217）。

高力士之言，玄宗并非置若罔闻；高力士指出的危局，玄宗亦表示“朕徐思之”。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长期积累，天下已是危如累卵，尤以安禄山尾大不掉为甚。

玄宗一直谜之信任的安禄山，反了

开元时期，胡人安禄山驻防东北，防范奚、契丹，多有战功，受到玄宗青睐，先后被任命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军队达18.35万人，掌握东北、河北、山西的军事、财政和人事大权。在“中国（中原）无武备矣”的情况下，出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的太阿倒持局面。

其他边将的民族身份也在悄然改变，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史思明等人是高丽、突厥、突骑施、粟特、契丹等民族出身。后世诗人常据此批评天宝时期胡曲胡舞的流行，元稹《胡旋女》“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白居易《胡旋女》“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元、白认为，胡风、胡曲、胡舞侵入，导致胡人掌兵，引发安史胡乱。其实主因在于开元天宝长期和平，内地汉人士兵军事素质下降，汉族将领少了一茬将才，给了胡将从中低级军官到节度使大将的成长机会。东北地区胡族杂居，安禄山是杂种胡，其父粟特人，其母突厥人，能有效笼络各个民族的兵士。他利用玄宗赋予的大权，极力扩展势力，掌控军队。杜甫《后出塞五首》对此揭露，“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太子李亨和杨国忠屡屡声言安禄山必反，玄宗却对他一直谜之信任，担保其“必无异志”。

安禄山几次入朝，早已窥破朝廷腐朽无能的真面目。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中的“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即是安禄山探使到长安刺探情报的情景；“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是安禄山对玄宗的逢迎麻痹；而“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便是安禄山准备就绪后的铤而走险。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十，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市）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举兵造反。太原等地连发警报安禄山造反，玄宗全部不信，直到七天后才确认此贼已反。中原唐军防守不及，洛阳很快失陷。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李白《古风（其十九）》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洛阳陷落，玄宗派在京养病的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到长安门户潼关建立防线。此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退叛军对甘肃的进攻，解除长安北部威胁；河北颜真卿举兵讨贼，叛军后院着火。安禄山考虑放弃洛阳，回军范阳老巢。

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建议坚守潼关，拖住安禄山主力，然后由郭子仪李光弼从西北向东北直捣范阳，捉住叛军家属，再东西夹击叛军。可玄宗听信杨国忠关于叛军潼关部队只是老弱残兵的假情报，强令哥舒翰进攻，致使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初四，潼关失守，哥舒翰被俘。六月十三凌晨，玄宗在禁军大将陈玄礼护卫下，带杨贵妃和杨国忠等向四川逃亡。

安禄山占领长安后，“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杜甫《哀王孙》写道，“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百姓四处逃窜，杜甫《咏怀二首》写道，“胡雏逼神器，逆节同所归；河雒化为血，公侯草间啼；西京复陷没，翠盖蒙尘飞”。

马嵬兵变，此恨绵绵无绝期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四中午，玄宗终于走到让他终生难忘的马嵬驿。禁军将士连续赶路又累又饿，把怨恨集中到杨国忠身上。恰巧这时杨国忠被一同出逃的吐蕃使者围住，骑士张小敬等人大呼“杨国忠与吐蕃同反”，当场把杨国忠父子“枭首，屠割其尸”，接着将玄宗团团围在驿站中。陈玄礼提出必须诛杀贵妃才能平息事变，玄宗迟迟不做决断，在高力士的反复劝说下最终无奈同意。

杨贵妃在佛堂上完最后一炷香后，让高力士用三尺白绫勒死自己。刘禹锡《马嵬行》通过目击证人的口吻，描摹了当时的情景，“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

马嵬兵变，最冤莫过杨贵妃，她陪伴玄宗十七八个春秋，从来没有插手朝政，始终把陪伴玄宗作为唯一的乐趣，最终以38岁的无辜生命换取了玄宗的平安，用红颜祸国的骂名为玄宗承担了安史之乱的责任。

与贵妃以死报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朝臣叛降。玄宗逃跑前后，驸马、张说次子张垍，张说长子张均，宰相陈希烈，河南尹达奚珣等先后投降安禄山，接受伪职，徐夤《马嵬》诗言：“二百年来事远闻，从龙谁解尽如云。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

很多诗人对杨贵妃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李商隐《马嵬二首》言，“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讽刺玄宗贵为天子，却连贵妃性命都无法保护，还不如民间莫愁女可以夫妻白头偕老；于濆《马嵬驿》亦言，“当时嫁匹夫，不妨得头白”。

长安收复后，玄宗回京再赴华清宫，温泉依旧，贵妃不在。罗邺《驾蜀回》言：“上皇西幸却归秦，花木依然满禁春。唯有贵妃歌舞地，月明空殿锁香尘。”华清宫的半砖片瓦都会勾起玄宗内心无限伤痛，为排遣痛苦，他把贵妃闺蜜、舞女谢阿蛮请到华清宫。谢阿蛮为玄宗跳了一支《凌波曲》，然后拿出手环告诉玄宗，“此贵妃所赐”。玄宗睹物思人，老泪纵横，又让梨园子弟张野狐吹奏《雨霖铃》。这是玄宗当年在蜀道斜谷路上“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触景生情谱的曲子，寄托对贵妃的哀思，是为“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张野狐吹《雨霖铃》刚吹一半，玄宗“四顾凄凉，不觉流涕”，身边宫女宦官也跟着落泪。张祜有诗《雨霖铃》曰：“雨霖铃夜却归秦，犹见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

玄宗对贵妃的怀念，不仅是对爱情的留恋，更多是对一个时代的不舍。当年太平盛世，能够与他同欢同乐的，是贵妃的似水柔情。大乱来临，让他失去江山的马嵬兵变，也和贵妃的香消玉殒联系在一起。玄宗想起一去不返的盛世开天，自然会想起贵妃，把一腔哀怨都寄托在她的身上。

宝应元年（762）四月初五，玄宗去世，终年78岁，若贵妃还在，这年应是43岁。曾经许下“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誓言的玄宗贵妃，现在终于可以放下一切，去成就“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相守。

当年在马嵬驿，玄宗失去的不仅是贵妃，还有对太子的控制。马嵬兵变第二天，太子与玄宗分道扬镳，兵变最终演变成政变。这之后的局势，已非玄宗所能控制。而大唐也由此通过重建平叛指挥中心，开启艰难的平叛进程，最终实现中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