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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牙雕蚕。王仁湘供图

仰韶文化是中国田野考古最早发现和确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仰韶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经历了100年的时光，大仰韶体系得以建构。但考古对仰韶文化的了解依然是不知道的多于知道的，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丰富已有的认知。

　　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王仁湘供图

揭开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序幕

来自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去河南渑池仰韶村进行考古调查的时间，是1921年4月。他在村边冲沟的崖壁上发现了远古时代的文化堆积，采集到一些石器和陶片，包括一些绘有红色或黑色图案的彩陶片。他判断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后，于这一年的10月至12月在仰韶村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参与这次发掘的有包括袁复礼在内的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的5名工作人员，他们共发掘了17个地点，获得了大批珍贵文化遗物。

考古队在发掘仰韶村遗址之后，又在渑池西庄村、不召寨和杨河，以及荥阳秦王寨、池沟寨和牛口峪等地点进行了调查或发掘。后将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这些同属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因为这类遗存均以彩陶为明显特征，又称为“彩陶文化”。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揭开了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序幕。

没有仰韶村的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的时间可能还会晚一些，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建构或许是通过另外的途径完成，“仰韶”这个名称也不会出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史前时代的中国，是从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开始的，仰韶村应当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祥地”而载入中国考古学史。

　　仰韶鹳鱼石斧彩陶缸。王仁湘供图

中国生命力最强的考古学文化

一个世纪中，中国考古学家开展了许多次大范围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仰韶文化及受仰韶文化明显影响的遗址发现数以千计，分布以陕西、河南、山西为中心，影响则远达青海、湖北、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区。

作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仰韶文化的研究经历了百年的发展过程，可分为深入、成熟、提高、升华等阶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深入认知的研究阶段。前期以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的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为重要标志。梁思永在安阳后岗首次发现了彩陶、黑陶、灰陶所代表的仰韶、龙山与商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发表了题为《小屯、龙山与仰韶》的重要论文。后来考古学家尹达非常明确地指出，仰韶村遗址包含有龙山文化遗存，龙山文化是晚于仰韶文化的另一体系的文化。在田野发掘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由认知龙山文化而进一步了解仰韶文化，并且确认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确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两个主要文化体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进行大规模发掘和全面研究的成熟期，以西安半坡和陕县（今陕州区）庙底沟等一系列大型遗址的发掘为重要标志。半坡和庙底沟两个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庙底沟两个主要类型，更加明确了仰韶文化的面貌。调查和发掘遗址数量大大增加，仰韶文化的地区与时代特征渐渐分明，类型和分期研究成为研究者们的重要课题。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确认，找到了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证据。

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专题研究蓬勃开展，探源研究成果显著的提高期。这一时期发掘的重要遗址有临潼姜寨和郑州大河村等，为探索仰韶文化渊源而发掘的重要遗址主要有秦安大地湾、临潼白家村、渭南北刘、武安磁山和新郑裴李岗等，此外还有宝鸡北首岭的补充发掘。

在这一研究阶段获得了大批碳14年代数据，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的研究成为现实。其他自然科学技术的运用，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聚落形态、农业起源、生产工具、制陶工艺、彩陶、社会发展阶段、文化源流等专题研究增加。通过多角度的全面深入研究，仰韶文化在分区、分期、类型、源流、墓葬制度、聚落形态、人类体质形态和文化关系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双槐树遗址的大型版筑遗迹局部。王仁湘供图

开启中原史前文明化进程

仰韶文化的考古与研究，在沉寂了许多年之后，进入本世纪以来有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随之也引出研究者的不少新思考，新的学术动向又唤起了人们关注的热情，可以称之为升华期。

2020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现存面积117万多平方米，确认是最大的仰韶文化遗址。遗址带有三重环壕，核心区是由半围墙和壕沟圈护的多排大型房址区组成宫城性质的居住区，附近是深厚夯土筑成的大型广场。在郑州青台遗址发现环壕4条，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作坊区划分明确。

仰韶文化最新的考古成果，表现在对豫晋陕交界三门峡地区新石器遗址开展全面调查，一些重点发掘收获非常丰富。

河南黄河南岸与渑池相邻的灵宝一带，地处豫陕晋交界，被认为是中期仰韶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数百处，聚落分布密集，文化内涵丰富。既发现面积达近百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也有四五十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常见的是20万平方米左右的中型聚落，以及10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聚落，呈现为多层级区域聚落结构。

大型聚落内部也有分化。面积达200平方米以上的特大房址、100余平方米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往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组合在一起。而面积数十平方米的中型房址和中型墓葬组合，小型简陋房址则与小墓甚至灰坑乱葬相邻。如西坡遗址大墓出土玉器、象牙器等高等级随葬品，最大的房址外带回廊，面积超过500平方米，是考古发现的中国史前最大单体建筑，分析可能有高耸的重檐大屋顶，建筑具有殿堂性质。

河南郑州以西至河洛地区，也是仰韶中晚期文化十分重要的分布区。大型中心性聚落呈集群式分布，聚落规模庞大，一般达数十万平方米，有两三周环壕，是中原出现的最早一批城址。郑州大河村遗址面积70万平方米，建筑在地面上的连间套房并排相连。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城址、版筑城垣在建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在陕西高陵杨官寨发现了面积80余万平方米仰韶中晚期聚落，有大型环壕、大片墓地和制陶作坊区，这是关中地区少有的新发现。

近些年发现的大型仰韶聚落，已经足以让我们重新评价仰韶的社会进程。新的发现，仍然可以期待。我们在许多地点已经发现了诸多庙底沟文化大房址，面积可以大到200多甚至是500多平方米，可是至今却没有见到与之匹配的大型墓葬。设想有一天发现了这样的墓葬，这个时代的文化发展高度才可能得到更全面的揭示。

文明的出现，经过了漫长的孕育过程，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导致邦国建立，中心城邑出现，宏大的治水工程见诸实施，初级国家管理机构出现；最后发明文字，发明冶金术，人类终于走出混沌，文明诞生，国家出现。依据现在所获得的考古资料，研究者认为在仰韶中晚期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现象，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作者王仁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