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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后，将经学作为一个重要研究内容。2010年召开了第一次经学会议，主题是“经学：知识与价值”。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人大国学院的经学研究要走一条怎样的路？周予同先生有一个说法：“经学的时代结束了，经学史的时代刚刚开始。”虽然说是经学史研究，但周先生还有其弟子朱维铮先生，对于经学基本是否定的态度，很难说是客观、公允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还是采用这样一种态度，还是周予同、朱维铮的研究方法，可以说经学的研究难免走进一条死胡同。前些年在社科院时，我参与了姜广辉教授主持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课题，前后历时十三年，《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终于于2010年出版了，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项研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经学正名。姜广辉先生提出了“根”和“魂”说：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经学的价值是中国文化的魂。所以对待经学，我们不能是整理国故的态度，视其为博物馆中没有生命的陈列物，而应看作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价值体系、精神家园；经学研究也不应只是把经学当作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只是对经学演变的轨迹作历史性的陈述，而应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血脉来理解，通过经学注疏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所以这次会议我们专门加上了“价值”两个字——经学不仅是一套知识体系，同时还是一种价值信仰，今天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重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使经学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重新发生关联。

2011年国学院召开了第二次经学会议，主题是“经学与史学”，主要是讨论经学与史学的关系问题，这同样是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经学主要分汉学和宋学，汉学重视五经，宋学突出四书。五经是前转轴时期（现学术界一般译为“轴心时期”，不确）的文化积累，四书则是转轴时期的文明创造。雅斯贝尔斯有转轴时期的说法，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这一时期，世界几大古代文明都出现突破性发展，奠定了人类自我理解的框架和基础，以后每一次飞跃都要回到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点燃。但中国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不仅有一个灿烂的转轴时期，还有一个漫长的前转轴时期，转轴时期是春秋战国，前转轴时期则是尧舜和夏商周三代。以后每一次飞跃不仅回到转轴时期，同时也可能回到前转轴时期。汉唐是回到前转轴时期，所重是五经，故周孔并称，孔子附属于周公之后。宋明以后，则是回到转轴时代，四书地位提升，故孔孟并称。当前的经学研究，我觉得五经面临的主要是历史观的问题，四书则是哲学或义理的问题。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史”是指史官，故五经是由史官掌握的历史文献。但在传统社会中，五经不同于史，二十四史不能与五经相提并论。从经学史看，经之为经，一是因为唐虞、三代是理想社会，五经记载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的事迹，是三代理想社会的典章法规、制度成法，这与后世的“相斫书”是不同的——这一般是古文经学的看法。二是五经经过孔子的删订，删订的时候把儒家的一些基本价值观体现在里面了，故经之为经不在于文献本身，而在于孔子赋予其特殊的“义”，“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一般是今文学家的看法。但这两点在近代基本被否定掉了。

首先是古史辨派的兴起，顾颉刚提出“层累地构成古史说”，认为五经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后人的伪造，是后人添加上去的，比如禹是一条虫，尧舜等可能根本也不存在。这样古史辨派通过否定三代历史，进一步否定了儒家经学的价值理想。如果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在一个根本不存在或者虚幻不实的历史上，从当时科学主义的眼光看来，自然就失去了合理性。其次是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传入，按照这种理论，三代就是奴隶社会，是落后反动的。儒家推崇三代、周公可能就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复辟、倒退，这样儒家经学的权威也就被消解了。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经学，首先遇到的就是经学与史学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问题。只有搞清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对经学重新定位，重新看待经学的价值与意义。2011年的会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

2012年国学院召开了第三次经学会议，主题是四书，涉及宋学，而宋学主要是一个哲学或义理的问题。建构自己的思想是通过经学诠释的方法，通过与经典的不断对话，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然后又用其思想去诠释一部经典，朱熹、王夫之、戴震等无不是如此，这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所以中国的诠释学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往往有了自己的思想之后，用自己的思想去解释经典，把自己的思想贯穿在经典之中，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诠释学的特点。朱熹的《四书集注》到底是孔子、孟子的思想还是朱子的思想？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到底是孟子的思想还是戴震的思想？这是很难分得清的，往往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所以余敦康先生说，如果我们今天想发展儒学，建构思想体系，恐怕还要回到传统经学中去。

（作者：梁 涛，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