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源何处最神秘 专家遥指龙首山

 【编者按】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标志。中国自古号称“礼义之邦”，礼乐之道为中国人确立了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中华民族也由此成为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了解礼乐文化，是了解中国文化，也是中国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复兴需要文化自信，礼乐文明正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

中国网文化中国频道特别推出“礼乐文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栏目，阐发礼文化的内涵，揭示其精神真谛，探讨如何发掘其中的精义，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大众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天推出第九篇《礼，要有节》。

房 伟

《管子》中将礼、义、廉、耻视作事关国家存亡的基石，认为“礼”的作用在于不逾“节”，能使人守规矩，充分肯定了“礼”在维护社会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礼记》中则进一步提出“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做到节制有度才能是知礼明礼的君子。可见，“礼”与“节”关系密切，无论是对社会发展，还是对个人修养，都具有重要价值。

“节”的本义是指缠束于竹子之上的竹节，后引伸为节度、节制、节省等。关于“节”的观念古已有之，《易》中就有“节卦”，卦爻辞则言及“安节”“甘节”，意在说明恰如其分的节制是事物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家尤为重视尽“节”之道，这集中体现在其对礼乐功能的认识中。比如，孔子教导颜回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视、听、言、动都要遵循一定的节制，不符合规定的就不能去做。《礼记》中还有“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的记载，行为不逾矩，不侵犯侮慢别人，不与人故作亲热，这是礼的基本要求。

实际上，礼乐自产生之初就蕴含着节制有度的理念。《礼运》篇是研究礼乐起源的关键文献。《礼运》提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这就是说礼的起源与人类的祭祀活动有关。而对于礼的终极根源，《礼运》又认为：“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这表明，礼还是效法天地自然的产物。

在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中，通过严格而具体的礼制规定，既能够对参祭者的行为举止起到某种节制和规范作用，同时还能够籍此调节父子、君臣、夫妇等社会关系，达成社会和谐。如果说祭祀仪典之“节”具有社会性，那么效法天地自然，则体现出礼中所具有的自然规律之“节”。据《尚书·尧典》记载，周代天子巡狩时会对诸侯进行全方位考察，其中就包括命令掌管礼制的官员考校四时、节气、月之晦朔等在诸侯国的执行情况。《礼记·月令》更是按一年12个月的时令，逐月记载每月的天象特征、祭祀礼仪、官府法令等，并把它们归纳为一个五行相生的多层次的结构。这些都表明，礼制秩序实乃依时令节度而成，能够适应四时变化，协和万物生长，促使农业生产及社会生活各当其节。由此而言，礼实际上可以视为自然之“节”与社会之“节”的统一，《礼记·乐记》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正是由于礼之节制意义的多重性，所以在礼乐实践中，礼之节体现在节欲、节情、节用等诸多方面。

所谓“节欲”，是指礼乐对人之欲望的节制。我们必须要承认，合理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但是，如果任其放纵而不加节制，人被物所俘虏，变成了物的奴隶，那么这种泛滥的私欲就会成为人类社会秩序的严重挑战。数千年前，中国的古圣先贤就已经意识到，私欲泛滥的“人心”是危险的，所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被后世儒家奉为“十六字心传”，以提示克制内心私欲的重要性。如何既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又能有效节制不合理的欲望？中国古人想到了以“礼”来节制“欲”。这就是荀子所讲的，“先王”制礼以规范之，合理地“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从而达到“物”和“欲”相持而长的状态。

以饮酒为例。在古代中国，酒为百礼之首，无论是祭祀天地、宗庙，还是宫廷宴飨、婚丧嫁娶，都离不开酒。从科学角度看，酒会让神经元释放出多巴胺，从而让人产生快感。所以，适当饮酒会起到调节气氛、愉悦心情的作用。但是，人们若沉溺于追求酒后的快感而不知节制，除了伤害身体外，还会带来更多社会问题。商纣王酗酒失德而亡国，这使得周初统治者对于滥饮无度尤为警觉。《礼记·乐记》中讲的很清楚，饮酒无度造成狱讼益繁，所以“先王”制定了饮酒之礼加以节制，“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古代饮酒时，主人要先向宾客敬酒，称为“献”；随后宾客要回敬，称为“酢”；最后，主人再敬宾客，称为“酬”。这样一套献、酢、酬的程序下来，叫作“一献之礼”。“一献”乃士饮酒之礼，宾主身份等级越高，“献”的次数越多，最高可达“九献”。《乐记》中言及“一献之礼”，意在表达饮酒重在敬与乐而非量，宾主行礼次数多但献酒量少，即使整天饮酒也不至于过量，起到了节制酒量的作用。

申而言之，在如何对待人欲的问题上，与其他文明形态多采取“禁欲主义”的方式不同，儒家则主张通过礼乐教化来节制与引导人欲，这种“节欲主义”的立场无疑是较为理性和宽容的。早期儒家对“人化物”的情况尤为警惕，认为如果放纵人欲而摒弃天理，就会导致犯上作乱、欺诈虚伪心态的出现，引起情欲泛滥、胡作非为的事情发生，所以要制定礼乐以节制。宋儒实际上接续了这一思路，周敦颐、二程以及朱熹、王阳明等都对此有过论述，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朱子的“存天理，灭人欲”说。近代以来，“存天理，灭人欲”被作为“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长期受到批判，这对于人们认识和接受礼乐文化产生了负面影响。朱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本义是为了保护人的正常需求，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让人过符合天理的生活，拥有真正自主的精神。朱子本人就讲：“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很明显，他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只是在传统社会后期，由于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存天理，灭人欲”才异化为控制和监督的工具。可以说，任何对于“天理”和“人欲”关系的极端理解都非真儒所为！

礼之节还体现在调节人们的情感上。情感人皆有之且因人而异，不过正如《礼记·礼运》中所言，大致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孔子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在他看来，礼就是顺应人之常情而设立的制度仪文，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儒家尤为重视丧礼。“生事爱敬，死事哀戚”，丧礼正是对悲哀忧伤之情的仪式化表达，所以会有穿孝服、睡草垫、枕土块等礼节。与此同时，出于对生者的关怀，丧礼中也特别强调不可“以死伤生”。《孝经·丧亲》云：“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毁不灭性”体现的就是丧礼调节情感的作用。父母辞世，孝子悲痛万分，三天不吃饭是正常的，但若是一直持续下去，身体就会无法承受，反而伤及自身。孝子服丧，当尽其哀戚之情，但亦不可因哀痛过甚而危及孝子的性命。这就是儒家所讲的“丧致乎哀而止”，也是我们通常讲的“节哀”之意，体现了儒家对孝子服丧的理性认识。

礼对情感的调节既是细致入微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内化于心的过程。“礼乐人生”是中国人特有的人生形态，从出生到死亡，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中国人都会有礼乐相伴。冠、昏、丧、祭这些人生礼仪，不仅仅是人们表达喜悦或悲伤的媒介，更是调节情感的方式。经历礼乐的教化，人能够逐渐走向成熟，成长为文质彬彬的君子。礼之节只有从外在的约束内化为人内心的自觉需求，成为生活的理念，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节用”也是礼之节的重要体现。《荀子·富国》中讲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节用、裕民和善藏是富民强国的正道，君主要严格控制自己的用度开支，施行富民之政使人民温饱而有余裕，同时储藏节余以备后用，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社会财富，使国家长治久安。这里的“节用”，是针对在上位的君主或管理者来说的，而且并非指单纯的节省开支，更不是提倡支出的越少越好，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节用以礼”，即强调用度要合乎礼制，做到有节制、不浪费，减轻民众的负担。在当前全球范围内能源紧张、粮食短缺日趋加剧的情势下，“节用以礼”显得愈加重要。

“节用以礼”还蕴涵着以礼保护生态环境的用意。西周时期，当国家无战事或凶丧之事的时候，每年都要举行三次田猎活动。在这种庄严的场合，一切都要依礼行事，若“田不以礼”，就是暴殄天物。《礼记·王制》中记载的田猎礼规包括不能捕捉小兽、不取鸟卵、不杀怀胎的母兽、不杀刚出生的小兽、不捣毁鸟巢等。这些保护幼小生命，禁止灭绝性捕猎的规定，是对贪婪欲望的一种节制，遵循了天地的生养之道，有效维持了生态平衡，保护了生态资源。

无论是节欲、节情，还是节用，最终都要把握一个“度”。宋儒程颐讲到：“节有亨义，节贵适中，过则苦贞，节立于苦，岂能常也，不可固守以为常，不可贞也。”“节贵适中”就是说节制要有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礼之节也需要如此，只有把握中道，节制有度，才能成就“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君子。

（作者为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孔子研究院礼乐文明中心副秘书长）